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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

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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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肝素结合蛋白HBP)、降钙素原PCT)和中性粒细胞载脂蛋白HNL联合检测对重症急性胰 腺炎SAP)继发感染的评估价值方法:筛选SAP患者82例分为炎症组45例和非炎症组37例,检测两组患者血 清的HBP、PCT和HNL水平,并比较这3种指标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诊断SAP继发感染的特异性、敏感性、阳性预 测值、阴性预测值和符合率结果:炎症组患者血清HBP、PCT和HNL水平均显著高于非炎症组(PV0. 01)炎症 组患者单独检测HBPJPCT和HNL在特异性、敏感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符合率差异无显著性。HBP + PCT+HNL联合检测诊断SAP继发感染的敏感性、阴性预测值和符合率均高于任意两项联合检测(前者PV0. 01, 后者PV0.05)结论:HBP、PCT和HNL可作为SAP继发感染的诊断指标,早期可以3种指标联合检测筛选出 SAP继发感染的患者。

关键词:重症急性胰腺炎;肝素结合蛋白;降钙素原;中性粒细胞载脂蛋白

重症急性胰腺炎(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是伴有全身及局部并发症的急性胰腺炎的特 殊类型,是一种病情险恶、并发症多、病死率较高的 急腹症。SAP约占AP5%-10%,伴有持续的器 官功能衰竭(>48 h),具有发病率高、病情发展迅 速、致死率高、治疗难度大等特点。SAP早期病死 率高,如后期合并感染则病死率更高口」。因此,早期 有效的对其继发其他系统感染做出评估至关重要, 在临床上,除了必要的影像学检查指标以外,炎症生 物标记物的检测愈发关键。本研究回顾分析了肝素 结合蛋白HBP),降钙素原PCT),中性粒细胞载 脂蛋白HNL)联合检测在SAP中对继发感染的评 估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8年2月至2020年3月收治的符 合SAP标准的患者82例,所有患者经临床症状及 影像学检查诊断为重症急性胰腺炎,均符合《中国急 性胰腺炎诊治指南》中重症急性胰腺炎相关诊断标 准口」。在此基础上,根据影像学检查,将出现肺部炎 症病变继发感染的45例患者作为炎症组(I组),将 未出现继发感染的37例患者作为非炎症组N组)。 I组中男28例,女17例,年龄23-81岁,平均年龄 52. 6 + 7. 8)岁N组中男20例,女17例,年龄25- 78岁,平均年龄51. 5 + 8. 0)岁。两组患者入院时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检测方法

样本采集:所有患者均在发病后第72 h采静 脉血,量10 ml,将血样置于不含抗凝剂的试管内, 于常温下静置30 min,然后进行15 min、3000/ mm的离心操作,取上清液,于80°C下保存等待检 测。

② 指标检测:HBP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进 行检测PCT与HNL均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法进行检测。检测仪器为自动酶标仪(美 BIORAD公司),试剂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试剂盒(杭州中翰盛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长春博 德科技生物有限公司)全程检验操作均严格按照 试剂盒以及仪器的相关操作说明书内规定的步骤或 者条件进行操作。

1.3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HBP、PCT、HNL水平。同时比 HBP、PCT、NHL单独与联合检测在SAP继发 感染的特异性、敏感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 符合率方面的差异性。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 0软件。计量资料以 s) 示,组间比较用检验,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方法,计算特异性、敏感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和符合率PV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讨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在具备急性胰腺炎临 床表现和生化改变基础上,须伴有持续性器官功能 衰竭(持续48 h以上,不能自行恢复的呼吸、心血管 或肾脏功能衰竭,可累及一个或多个脏器)。SAP 病死率较高,为36%-50%,如合并感染则病死率会 进一步加重,这其中以呼吸系统感染最为常见⑵。 因此,能够快速的识别SAP继发呼吸系统感染,对 纠正急性病程,挽救患者生命至关重要。重症急性 胰腺炎发病过程中免疫激活和炎症因子变化可发生 在临床表现出现之前,因此研究这些指标的变化对 预测其是否合并感染,及时做出准确诊断具有重要 临床意义。临床常用的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 CPR)和血沉等均是非特异性指标,可靠性不高3]0

肝素结合蛋白HBP)是一种由成熟中性粒细 胞分泌的蛋白质,能将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激活,进 而诱发组织水肿和血管渗漏4\ HBP与多种感染 呈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在重脓毒症早期患者的血 液检测时中HBP的浓度较高5。有学者通过研究 发现脓毒症患者血清HBP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动态监测HBP水平可帮助判断脓毒症转归, HBP水平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高HBP水平患 者死亡风险增加「句。

降钙素原PCT)是一种蛋白质,即降钙素的前 肽物质,当机体受到细菌内毒素刺激后PCT可在 短时间内迅速升高,目前认为其是临床早期鉴别细 菌和病毒感染,判断重症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7 通常认为PCT反映了全身炎症反应的活跃程度, 其影响因素包括被感染器官的大小和类型、细菌的 种类、炎症的程度和免疫反应的状况等。即使没有 细菌感染或细菌性病灶的情况下,在机体出现休克、 免疫反应、脏器衰竭时PCT水平也会升高,但会弱 于内毒素感染时8\

中性粒细胞载脂蛋白HNL)属于载脂蛋白超 家族成员之一,生理状态下其不仅在人体中性粒细 胞中表达,还在其他器官及组织中以极低水平表达。 当机体受到细菌感染,随着体内免疫系统激活,大量 的中性粒细胞生成,包裹吞噬病原菌,出现中性粒细 胞载脂蛋白脱落⑴。因此,当机体感染处于早期时, HNL水平便迅速升高,峰值出现较快,研究发现在 感染后6-8 h后血清HNL即可升高,其峰值的出现 要早于PCT和CRP,并且,临床上感染控制后的48 h HNL水平会逐渐下降10\国内学者通过研究 142例老年呼吸道感染患者,分为细菌感染组和病 毒感染组的比较分析,发现HNL的特异性和阳性 预测值明显高于CRPE」。

本研究数据表明,感染组患者血清HBP、PCT 和HNL水平均显著高于非感染组,而HBP、PCT 和HNL三者在检测特异性、敏感性、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和符合率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说明这 三个指标在SAP早期(72 h)对炎症反应的提示作 用都是很有效的。在数值方面HBP和HNL是优 PCT的,可能是由于PCT的影响因素更多,这也 符合其在严重休克、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和多器官功能紊乱综合征MODS)等时也升高的特 性口2。HBP + PCT+HNL三者联合检测,在敏感 性、阴性预测值和符合率方面均高于任意两项联合 检测,能够在第一时间鉴别出SAP继发感染的患 者,临床上可以尽早的给予干预措施。但我们也要 注意到,联合检测的费用较高,在筛查出SAP继发 感染的患者后,可以选择其中一项指标对其用药后 的感染状况进行评估。

本研究比较了临床应用上相对较新的3个检验 学指标,对SAP继发感染的患者进行筛查和判断, 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仅选取了患者72 h 血清学样本,没有进行动态的指标观察,而且在应用 抗生素治疗后,未能动态测量3种指标的变化趋势 加以比较,这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9,沈阳)[J].中华胰腺病杂志, 2019,19(5):321.

[2] 孙凯,马开富.多中心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真菌感染的病原学 检验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10)2385.

[3] Zeng F,Liu J, Zhang P,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lor the diagnostic value o! C reactive protein in the early prediction o!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J]. Laboratory Medicine,2010 25(3) : 200.

,吴淼,魏捷,等.血浆肝素结合蛋白在脓毒症休克中 的研究及应用进展[].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7,40(7)548.

[5] Adam L,Ryan A,Boyd J II,etal. Ileparin-binding protein measurement improves the prediction o! severe infection with organ dysfunction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J]. Critical Care Medi- cine201543 (4 ):105

[6] Linder A, Akesson P,Inghammar M,et al. Elevated plasma levels o!heparin-bindingproteininintensivecareunitpatientswithse- veresepsisandsepticshock[J] CriticalCare201216(3):R90 ,孙胜男,吕箐君.降钙素原对免疫功能异常的脓毒症患者 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3,22(8)902. 彭伟波,付林.降钙素原在感染中的研究进展:J].医学临床研 ,2012,29(4)748.

[9] 蒋建新,朱佩芳.内毒素的跨膜信号转导及其在失控性炎症反应 发生中的作用[].中国病理生理学杂志2001,17(11)1102.

[10] Venge P, Hakansson LD, Grawicz D, et al. Human neutrophil li- pocalin in IMLP-activated whole blood as a diagnostic means to distinguishbetweenacutebacterialandviralin!ections[J] Jour- nalo!ImmunologicalMethods2015424:85

[11] 高文静,温国辉.HNL检测在老年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细菌和 病毒感染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4, 35(9):1105

[12] MatwiyoH G N,Prahl J D, Miller R J,et al. Immune regulation o!procalcitonin:abiomarkerand mediatoro!in!ection[J] Agents & Actions^2012,61(6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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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6 是一种粘液素样糖蛋白,主要由 II 型肺泡细胞和支气管上皮细胞表达。KL-6 最先用于间质 性肺疾病的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价,但随着研究深入,发现 KL-6 与其他肺部疾病也有相关性,故本文就 KL-6 与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KL-6 简介

Kohno N 等于 1987 年发现一种鼠科单克隆 抗体能够识别唾液酸化的糖链命名为 KL-6,后续研究发现 KL-6 为一种高分子粘液素样糖蛋白,主要表达于 II 型肺泡细胞和支气管上皮细胞; 血清和肺泡灌洗液中 KL-6 在细胞损伤或再生时显著升高,因此,推测血清 KL-6 水平能有效反映肺损伤。目前测定 KL-6 : 免疫组织化学法和ELISA 法,后者因其快捷、可循环利用以及廉价而在临床推广。

 2. KL-6 与间质性肺疾病(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 研究发现血清 KL-6 表达在不同类型 ILD,包括 特发性肺纤维化(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 均显著增加,因此,目前认为血清 KL-6 可用于 以下方面: ① 发现间质性肺疾病; ② 评估间质性肺 疾病的活动性; ③ 预测不同类型间质性肺疾病的预后。间质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是某些 ILD 患者在病情 相对稳定期间发生呼吸状态的急性恶化目前临床尚无统一的量化标准衡量 ILD 是否加重。最近,Ohshimo S 等发现 IPF 患者在随访中如病情加重,其血清 KL-6 水平显著增高: 血清 KL-6 截断值为1300 U /ml 时,预测 IPF 急性加重的敏感度、特异性、准确性和似然比分别为 92% 、61% 、66% 2.36; 血清 KL-6 ≥ 1300 U /ml 时,IPF 急性加重发生的越早; 多变量分析显示剔除年龄、性别、吸烟史和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后,血清 KL-6 升高是预测 IPF急性加重的独立预测因子。因此,推测血清 KL-6 表达水平可预测 ILD 急性加重。尽管关于 KL-6 ILD 的关系越来越明确,但因其并不是 ILD 特异性诊断指标,致其在 ILD 鉴别诊断中的作用有限, Ohnishi H 等发现与其他 ILD 不同,鸟相关过敏性肺炎及房屋相关性过敏性肺炎患者血清 KL-6 水平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鸟相关过敏性肺炎患者血清 KL-6 在冬季时表达明显升高;房屋相关性过敏性肺炎患者血清 KL-6 在夏季时表达明显升高; 急性过敏肺炎患者血清 KL-6 水平明显高于慢性过敏性肺炎; CC 曲线分析显示血清 KL-6水平的变化对于鸟相关性过敏性肺炎更具有诊断价值。对于已知病因的 ILD 患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 ILD,KL-6 能否预测其预后呢? Arai S 等发现多肌炎/皮肌炎合并 ILD 患者进行强化免疫抑制治疗后的首个四周内,血清 KL-6 SP-D 升高均提示预后不良,因此,如在此随访期间发现血清 KL-6显著升高应该考虑接受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些研究者提出: KL-6 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 ILD 时有应用前景的多用途生物指标,如能够反映系统性硬皮病合并 ILD 治疗反应和预后,因为系统性硬皮病患者合并肺纤维化时血清 KL-6 水平较无肺纤维化的单纯系统性硬皮病患者显著增加,并且血清 KL-6水平与 VC 和弥散功能负相关; OC 曲线提示血清KL-6 水平截断值为 1000 U /ml 可作为诊断结缔组织疾病合并 ILD 的标志; 系统性硬皮病患者接受治疗后 KL-6 水平显著下降

3. KL-6 与肺癌

众所周知,肺癌确诊需病理或细胞学检查,但一些肿瘤标志物,如癌胚抗原、鳞状细胞癌抗原和神经0271临床肺科杂志 2015 9 20 卷第 9 期46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等有一定的提示作用和预测价值,如癌胚抗原提示腺癌以及对化疗的反应[11],因此,临床一直寻找更敏感的肿瘤标志物用于肺癌早期诊断和预后分析。Tanaka S 等发现 KL-6 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的生物学标志物: 免疫组织化学分析显示 KL-6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均表达; 为了证 实血清 KL-6 是否来源于肿瘤,研究人员分别比较了25 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前和术后两月血清 KL-6水平,结果显示肿瘤切除后血清 KL-6 水平明显降低; OC 曲线显示血清 KL-6 < 400 U /ml 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显著高于血清 KL-6 > 400U /L 患者,因此,术后血清 KL-6 水平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预后因素的生物学指标之一。靶向治疗是肺癌治疗的研究热点,Ishikawa N等[12 EGFR-TKI ( epidermal growth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前血清 KL-6 水平是非小细胞肺癌的独立预后预测因子; EGFR-TKI 治疗两周后,血清 KL-6 水平变化能够预测 EGFR-TKI 的疗效反应:EGFR-TKI 治疗后 2 周,部分缓解肺癌患者血清 KL- 6 水平从 864 ± 1168 U /ml 下降到 643 ± 755 U / ml,

4 周后降至 512 ± 622 U /ml; 另外,疾病进展肺癌患者 EGFR-TKI 治疗 2 周后血清 KL-6 水平从 648± 1412 U /ml 升高至 1001 ± 1983 U /ml,4 周后升至 1244 ± 2182 U /ml,血清 KL-6 水平在疾病稳定的肺癌患者并未升高; 研究还发现部分缓解、疾病稳定和疾病进展三组肺癌患者之间的血清 KL-6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依据随访 250 天后肺癌患者死亡率,OC 曲线提示血清 KL-6 比率( EGFR-TKI 治疗后血清 KL-6 水平与治疗前比值) 最佳截断值为 1. 2,高于该截断值的肺癌患者总生存率明显低于比率较低的患者

4. KL-6 与肺部其他疾病

临床使用最多的反映肺部炎症性病变的生化指标是 C 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但两者均提示全身性细菌感染,如作为细菌性肺炎标志物,其特异性较差,因此,寻找新的炎症指标反映肺部感染程度势在必行。 KL-6 可作为间质性肺疾病诊断和预后的判断指标,故曾拟将 KL-6 作为肺炎病情评估指标,但研究发现其对于肺炎的诊断价值有限,因为研究发现细菌性肺炎患者血清 KL-6 水平并不升高。目前关于 KL-6 在肺部感染性疾病中的价值仍在探索。Ochi F 等[13]研究分析了 KL-6 对于评价伴有慢性感染的严重运动和智力障碍儿童状况的重要性,依据胸部 CT 结果明确是否存在慢性感染后将严重运动和智力障碍儿童分为两组,结果显示在稳态下伴有肺部慢性感染的儿童血清 KL-6 水平显著高于肺部不伴有慢性感染的儿童,因此,血清 KL-6 水平能够为伴有慢性感染的严重运动和智力障碍儿童的呼吸管理提供预测价值。机化性肺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肺炎,不以气道紊乱为主的疾病,主要症状有咳嗽、发热和呼吸困难。一般认为如果机化性肺炎患者出现了呼吸道症状,那么该患者就需要接受激素治疗,因为在机化性肺炎 ,机化性肺炎自愈罕见。Yamaguchi K 等[14]发现血清 KL-6 水平正常的机化性肺炎患者的胸片和 CT 得分低,患者入院时血清KL-6 水平能够有效预测机化性肺炎患者是否需要接受激素治疗: 血清 KL-6 水平高、胸片及 CT 得分高的机化性肺炎患者应该接受激素治疗。总之,血清 KL-6 水平与间质性肺疾病、肺癌和肺部感染性疾病等呼吸系统疾病密切相关,可作为部分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判断指标,临床医生对于血清 KL-6 水平升高的患者应该综合分析和需考虑病情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Kohno N,Akiyama M,Kyoizumi S,et al. Detection of soluble tumor-associated antigens in sera and effusions using novel monoclonal antibodies,KL-3 and KL-6,against lung adenocarcinoma [J] Jpn J Clin Oncol,1988; 18( 3) : 203 - 16.

[2 Ishikawa N,Hattori N,Yokoyama A,et al. Utility of KL-6 / MUC1 in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J] espir Investig,2012; 50( 1) : 3 - 13.

[3 Tanaka S,Hattori N,Ishikawa N,et al. Krebs von den Lungen-6 ( KL-6) i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resect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J] Int J Cancer,2012; 130( 2) : 377 - 87.

[4 Ohnishi H,Yokoyama A,Kondo K,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KL-6,surfactant protein-A,surfactant protein-D,and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as serum markers for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2,165( 3) : 378 - 381.

[5 Vij R,Noth I. Peripheral blood biomarkers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 Transl Res,2012; 159( 4) : 218 - 27.

[6 Ohshimo S,Ishikawa N,Horimasu Y,et al. Baseline KL-6 predicts increased risk for acute exacerbation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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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和新生儿脓毒症和炎症


脓毒症对全球死亡率有着巨大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列为优先事项。儿童脓毒症的发病率很高,尤其是新生儿脓毒症,据估计全世界有300万婴儿受感染,死亡率在11%至19%之间。此外,长期神经发育结果也会受到影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量化。然而,脓毒症的早期识别、诊断和标准化管理仍然存在挑战。本系列关于儿童脓毒症和炎症的文章回顾了诊断标准、生物标志物、管理和未来改善预后的策略的难题。




定义、诊断

sepsis 3.0 将成人脓毒症定义为“由于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国际儿童脓毒症定义工作组正在制定儿童脓毒症定义,并发现与临床结果相关的器官功能障碍标记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适合纳入定义的验证阶段。然而,新生儿脓毒症的定义与成人和儿童的定义不一致,因为许多临床医生仍然依赖微生物学结果,而不是器官功能障碍。除了缺乏国际公认的新生儿脓毒症定义外,还没有长期结果或核心结果数据集来标准化脓毒症临床试验,并允许在试验之间进行比较。
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强调了在临床试验中研究儿童脓毒症识别和QI筛查工具算法的必要性,以识别临床恶化。近年来,脓毒症识别工具发展迅速,涉及电子健康记录。Eisenberg等人描述了已经发展的不同脓毒症筛查工具,并讨论了如果检测到太多假阳性,警报疲劳的风险。
Celik等人讨论了与新生儿脓毒症诊断相关的问题,因为单独的培养方法是不够的,而传统的实验室生物标记物,如CRP和PCT,由于需要进行连续测量,具有局限性。PCR和测序等分子诊断工具以及质谱仪为更快速、更灵敏地检测疾病提供了希望,但尚未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多组学可能使未来的个性化护理和脓毒症的快速早期准确诊断成为可能。



生物标志物

Sullivan等人描述了生命体征在诊断中的应用,并将其作为儿童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新生儿脓毒症中生命体征变化的机制,包括迷走神经介导的胆碱能抗炎途径和发出自主神经系统信号的全身炎症反应。Sundararajan等人建议,未来的研究应集中于开发机器学习模型,利用床边生命体征数据集和标准化分析方法。
Buonsenso等人描述了区分发热儿童病毒性脓毒症和细菌性脓毒症的新工具。转录宿主RNA特征可以更好地描述发热儿童的病毒、细菌和炎症疾病谱,并可与传统诊断方法结合使用,以确定是否以及何时开始抗生素治疗。
Wong介绍了儿童脓毒症生物标志物,包括脓毒症诊断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开发。生物标记物可用于个体化治疗的患者亚组分层,也可作为治疗反应的标记物。儿童脓毒症生物标志物风险模型(PERSEVERE)包含一组血清蛋白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诊断后24小时内测量,以估计感染性休克危重儿童的基线死亡率风险。在脓毒症急性期存活并出院的儿童中,PERSEVERE生物标记物在评估功能和生活质量不良的风险方面似乎很有用。这一点在一个实验性脓毒症小鼠模型中也得到了证实,并利用人工智能和转录组数据证实了这些模型的可靠性。脓毒症的三种内型被定义为炎症性、适应性和凝血性,与各自的内型定义基因表达特征有关。在这三种内型中,凝血病内型与最高死亡率相关。儿童感染性休克A型和B型由100个与适应性免疫系统和糖皮质激素受体信号相对应的基因定义。A型内毒素与较高的死亡率和器官衰竭负担独立相关。有人认为,将生物标志物与内型相结合可以改善这些预测模型。
Tiozzo等人描述了常见生物标记物的问题。尤其是在了解假阳性检测结果方面,这与优化使用同样相关。该小组探讨了常见的患者特征和非感染性疾病,这些疾病改变了脓毒症诊断中常用的炎症生物标志物。他们强调需要纳入患者结果,并研究了改善脓毒症生物标志物表现的方法。



脓毒症的发病机制及病原学

Jain等人的综述很好地描述了新生儿脓毒症中的绒毛膜羊膜炎对胎儿的多器官影响。虽然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但通常没有检测到,抗生素治疗并没有预防发病率和死亡率。描述了持续性免疫功能紊乱,并将其与败血症风险增加的不良后果以及与胎儿免疫规划改变相关的神经发育后果联系在一起。 
免疫细胞表型与表观遗传学有关,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尾部修饰和microRNA表达,因此它们影响免疫结果。围产期暴露可改变免疫细胞的表观遗传学特征,可作为新生儿脓毒症的靶点。围产期因素,如母亲疾病、肥胖、脓毒症和社会经济因素会影响表观遗传学特征。在脓毒症中,接触绒毛膜羊膜炎和产后脓毒症会改变免疫细胞反应。Herz等人研究了外周免疫细胞在早产儿和足月儿脑损伤中的作用以及可能的免疫调节。
O'Reilly等人强调了血小板在新生儿和儿童脓毒症免疫反应中的重要作用。血小板是止血和血栓形成的介质,但也与适应性和先天性免疫细胞相互作用。虽然血小板减少在小儿脓毒症中已得到公认,但有必要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以了解与其他免疫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相互作用的机制。
Mithal等人研究了需要进一步了解环境和感染性暴露的作用、年龄、先前暴露的共发病以及儿科脓毒症病理生理学的遗传学。在脓毒症期间准确的免疫表型和内毒素脓毒症亚型可能对儿童尤为重要。精确的医学技术使个体化护理而不是使用一刀切的方法对于治疗小儿脓毒症至关重要。
Ryan等人概述了SARS冠状病毒2对新生儿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IS-C)的影响。2019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对新生儿健康、护理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其临床进程产生了间接影响。有必要确保对新生儿和儿童进行有关SAR-CoV-2影响的持续研究。


儿科和新生儿脓毒症的治疗和未来计划

Burns等人回顾了脓毒症中抗生素选择的使用和原理。危重儿童可能因抗生素使用不足或不当而受到伤害,早期识别和处理脓毒症对于提高发病率和死亡率至关重要。然而,过度使用抗生素会影响微生物群,导致器官功能障碍,并可能具有特异性毒性。抗生素管理计划和监测的重要性是在儿科脓毒症中适当使用抗生素的关键。在生物标志物反应的指导下,个体化给药和治疗持续时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抗生素的使用,而不会增加危害。在最近的Cochrane研究中,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任何抗生素方案在晚发性新生儿脓毒症中优于另一种。作者建议,需要对晚发性新生儿脓毒症进行进一步的不同抗生素方案的随机对照试验。需要监测和预防的多重耐药微生物的出现是儿科研究的重点。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的肠杆菌和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CRE)正在增加,它们对发病率的影响和新的抗生素治疗是必需的。
真菌感染在早产儿和危重儿童中相对常见。Weimar等人强调,极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增加与皮肤完整性下降、免疫功能改变和随后使用抗生素有关。念珠菌是最常见的致病微生物,但不同物种的报告越来越多。脓毒症护理包、尽量缩短中心导管的使用时间、手部卫生和抗生素管理以及高危婴儿预防性使用氟康唑可预防侵袭性真菌感染。从床边遥测数据中提取的高级时域生物信息学数据集旨在丰富预测性监测系统,并帮助床边临床医生成功识别有脓毒症风险的婴儿,预防发病率和死亡率。
Swigart等人概述了一项多学科咨询服务,以管理脓毒症儿童的复杂多器官功能障碍和相关免疫功能障碍,包括危重病护理、免疫学、风湿病、传染病、血液学、肿瘤学、胃肠病学和肝病学。这一关键炎症小组为常见的咨询类型制定了标准化的咨询计划,包括SAI、过度炎症综合征(如MAS)和儿童严重冠状病毒相关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IS-C),并对这些复杂疾病进行了个性化护理。Kharrat等人概述了新生儿脓毒症的心血管功能障碍。他们建议使用超声心动图引导管理。
高剂量维生素被建议用于治疗脓毒症,但迄今为止的研究尚未确定,包括高剂量维生素C的随机对照试验没有任何优势。维生素D对毛细支气管炎和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呼吸道疾病也有保护作用。总之,Kurul等人证明了儿科和新生儿脓毒症研究中的知识差距。自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合作研究的增加和脓毒症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在未来改善脓毒症的儿童和新生儿结局。